例如，2012年《国土资源部关于提升耕地保护水平全面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通知》对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内容、根本保障、有效途径、重要职责和任务的属性定位。

该类举措往往强调以‘三位一体保护为保护原则、以推动分类分级管理或指标责任细化为保护手段。其一，通过宣示性规定，来明确耕地保护事项的属性定位与基本原则，例如，199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条对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定性和耕地总量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土地用途管制、国家对土地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加强土地执法监察的原则阐明。

[126] 张俊峰、贺三维、张光宏、张安录：《流域耕地生态盈亏、空间外溢与财政转移——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12期。例如，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中央一号文件）对粮食生产与多种经营必须统筹兼顾的原则性宣示。该阶段的相关规范设定较之前一阶段要更为具体化，并凸显必要的个殊化、区域化设计，使得该阶段的规范实施效果有所改观，耕地数量减少态势亦有所缓解。[60] 田孟：《耕地占补平衡的困境及其解释——基于国家能力的理论视角》，《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五、结语 价值分析方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一类基本研究方法，从具体条款蕴含的价值目标来切入展开相应规范体系在理念方向层面的完善指引研究，堪为经典、可行的部门法哲学践行、检视进路。

特别是强调以耕地的适宜性为基础，实现耕地占补‘数量-质量-生态平衡[124]。其作为一种主动羁束型规范设定，凸显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作为保护主体，要求其采取事前土地规划或用途管制等方式来严格控制非农建设用地，以就未来可能的用地行为提供方向性指引，并促进提升公众的合理利用土地意识。无论是交易前还是交易后，排污许可对于被许可者（排污权的权利人）而言，都只是以国家对特定排污行为的容许为条件的一种法律上的行为能力。

中药大多为复方，多种药物混合在一起可能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难以用科学的手段从制剂中分析出原始配方和制造工艺，更难以还原为明确具体的化学结构式。其背后还有社会学要因，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工作，相对于改革开放的迫切需求而言，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一级与二级保护品种所共享的保护，则类似于一种专营地位（《反垄断法》第7条），即论者所说的市场准入。[20]《专利法》第57条和第58条、《集成电路保护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所预备的纠纷解决方式是当事人协商+行政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

《中药品种保护条例》保护的是中药本身，中药品种保护所意味的对中药生产企业的筛选、扶持是为了公益，而非特定中药生产企业的利益（私益）。1986年制定的《矿产资源法》第17条规定：非经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不得在……国家划定的自然保护区……开采矿产资源。

[41]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不同，《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并未在协商+行政裁决之后，预定行政诉讼。而从我国的特殊性来看，其适用范围会有一个极大的扩展。[18]《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第17条规定：被批准保护的中药品种，在保护期内限于由获得《中药保护品种证书》的企业生产。郑州康某医药开发有限公司诉辅仁药业集团医药有限公司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一审判决对原告的此种请求作出的判示，包含着将之理解为民事权益的余地。

因为我国政府（国家）掌握了更多的东西，承担了更多的任务。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事实上，《立法法》是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从时间上看，基本上可以断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创设植物新品种权，未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特别授权。例如，关于矿业权，以矿业权是民事权利为立足点，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理解为国家的民事权利，造成了一系列本可避免的解释学难题。

[3]这一回答的法律上的理由存在于立法法。[34]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助长了乱采滥挖、越界开采和严重浪费矿产资源的现象，[35]显然不利于这一目的的实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法私法二元论已经完全失去存在意义。我国的上述特殊性意味着，分配行政的观念尤其适于我国。

行政法学通常会从行政活动的目的与方式角度对行政进行分类，形成给付行政规制行政筹措行政等概念。周冕认为：本案一审判决是正确的，因为中药品种保护权是一种知识产权，是行政法规《中药品种保护条例》中的民法规范所创设的一种新型民事权利。权利人与该他人之间的横向分配有公共性（纵向分配）。键入排污权交易，检索到56件民事案例。如前所述，该问题与企业之间的横向分配有关，本身是一种民事关系。[51]参见[美]霍菲尔德：《基本法律概念》，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以下，特别是第51-52页。

它对于生产同品种中药，但不具备同品种保护权的产品，是绝对排斥，禁止生产和销售的。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中，《兰州市初始排污权分配确权管理办法(试行)》(兰州市政府2016年12月30日发布)有代表性。

这也是排污权既未列入物权法，也未列入民法典，但这并不妨碍司法实践中大量发生排污权交易相关民事案件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但是，在公法学中，公法私法二元论早已成为批判或反省的对象。

这是立法者在《矿产资源法》中表达的权衡。所以，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相比，有着显著的法定性。

例如，矿业权等用益物权是以矿藏服务于全民为媒介分配自然资源，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等知识产权是基于激励创造与共享智慧之间的权衡分配智力成果，排污权是为更好地保护环境而以市场机制分配环境容量。克服公法私法二元论是我国私法学与公法学共同面对的课题。那么，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法律规定了民事权利的成立要件，但行政法规乃至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却在法律实施之后规定了该权利的消灭要件？更直接地说，行政法规乃至规章以下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对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的这种决定性调整是否有违权利法定主义？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找到了两个实例。但分配行政（verteilende Verwaltung）不是这种中观视角。

续造的合法性不仅系于价值判断的内容是否与被续造的规范相一致，而且系于续造者是否有权作出续造。[5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38号)明确提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从该条例的文本来看，无法确认其制定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结果，也无法检索到相关的授权决定。但笔者未检索到生效裁判以为佐证。

《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对开矿行为的进一步限制，即不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得开矿，地方级自然保护区也不得开矿，是其对《矿产资源法》第17条所表达的权衡的续造。法院按相邻权纠纷进行了处理。

本文赞同方教授的立法法解释，故而采用了民事权益这个相对模糊的指称。尽管这些法条没有明言所谓向人民法院起诉是指行政诉讼还是指民事诉讼，但其要件部分有对……裁决不服的表述，在语义上当指行政诉讼。对中药品种保护权的讨论与此类似。[50]从权利的法律性质角度对这一认识加以表述，即排污权既非权利（right）亦非特权（privilege）更非自由（liberty），它只是可交易的（排污）许可（license）。

（第3条）对此，美浓部达吉的解释是：法律在此虽然写着‘概属国有的字样，亦不能将其解为民法上的所有权之意，而应解为公法上的支配权。（二）智力成果 《民法典》第876条规定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在范畴上属于知识产权，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的两种知识产权。

换言之，《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第1条(为了提高中药品种的质量，保护中药生产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中药事业的发展，制定本条例)中的保护中药生产企业的合法权益，只是一种宣示性表述，并不意味着该条例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中药生产企业的利益。这导致中药与知识产权保护本就不具有亲和性。

[22]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7行初第53号。作者简介：王天华，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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